沈锡纯与诏安画派

王来文

沈锡纯（1910-2008），作为诏安画派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其艺术实践具有典型的文化地理学意义与艺术史学价值。沈锡纯创作以“兼工带写”为艺术表现手法，在花鸟与走兽等领域，对传统程式进行大胆探索，通过艺术融合创新重构地域性艺术传统，形成兼具文人画精神内核与现代视觉经验的艺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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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安文脉：海陆之交的笔墨基因

诏安画派深植于闽南文化与诏安的历史文脉，肇始于乾隆年间刘国玺、沈锦洲等人的艺术实践，既承续了扬州画派以书入画的写意精神，又吸纳了海上画派的造型语言，同时通过对岭南居氏撞水撞粉技法的转化性运用，构建起兼具南北美学特征的“半工写”范式。这种风格演变的本质，实为明清文人画传统在闽南海洋文化语境中的选择与重构，其“雅俗共赏”的美学特质是对闽地潮湿气候下墨色氤氲现象的视觉转译，亦暗含着闽南海商对高雅艺术的文化认同。

沈锡纯的师承轨迹揭示了传统画派谱系建构的多层叠机制，生动诠释了文化地理学视域下的艺术代际传承模式。其启蒙阶段始于对《芥子园画谱》等程式化语言的研习，更隐含对明清文人画“师古”观念的仪式性实践。11岁拜入谢锡璋门下的关键节点，标志着沈锡纯正式进入诏安画派的传承谱系：通过系统研习谢氏家传的没骨花卉技法（可追溯至恽寿平“常州派”的闽南在地化变体），沈锡纯逐步掌握了以水色交融实现“隐线立骨”的造型逻辑，这种训练为其日后工写融合的笔墨实践埋下了伏笔。其早期代表作品《湖园话秋英》，通过“以线立骨”的工笔勾勒确立物象结构，继而以写意性泼墨破形。这种工写交融的技法探索，延续并丰富了诏安画派“半工写”传统中“笔工意写”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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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笈八方：中西碰撞间的笔墨涅槃

20世纪20年代，沈锡纯先后求学于汕头美专与厦门美专。留学归来的谢投八等名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具西学修养，他们的教学构成了沈氏艺术认知的第一次现代性转向。岭南画派“折合中西”理念的引入，特别是高剑父“撞水撞粉”技法中水色冲撞的偶然性控制，与居廉“工写结合”模式对物象结构的辩证处理，共同触发了其对传统水墨程式的反思。此阶段习作中的植物写生稿本显示，沈锡纯开始尝试将西方绘画中的观察方法与东方传移模写传统相结合，这种跨文化认知框架的重构，为其后来突破地域画派局限奠定了基础。

1931年，沈锡纯进入上海新华艺专学习。当时的上海新华艺专精英荟萃、师资雄厚，林风眠的“中西调和”，潘天寿的“强其骨”，汪亚尘传授的西画透视法则可视为提炼空间纵深原理与传统“三远法”的对话，诸闻韵指导的金石笔法则强化了书法用笔的金石气韵。这种多元教学资源的整合，促使沈氏逐步形成“线性结构—色彩赋神”的复合型语言体系。

沈锡纯此时期的代表作《寒》，通过墨色浓淡的微观调控让寒冽之意沁入观者之心，众鸟之动态惟妙惟肖；而《四季图》四条屏，则通过墨与藤黄、石绿、胭脂、朱砂的互补色对比，将海派设色语汇与岭南撞彩技法熔铸为具有表现主义特质的色彩结构，没骨工写，工笔意写。1936年，沈锡纯创作的《虎啸岩回溯》更显其技法的成熟：虎躯以篆籀笔法勾勒筋骨，松树山石则融入山水皴法，背景留白处蕴含着道家“知白守黑”的哲学智慧。这种跨题材、跨技法的整合能力，印证了其“传统基因重组”的创新路径。该阶段艺术实践的本质，乃是将地域画派传统置于现代艺术教育的“实验室”中，通过技法的融合探索，实现文人画价值内核的当代存续。

沈锡纯 寒 153×42cm 纸本水墨 1937年

沈锡纯 四季图 153×44cm×4 纸本设色

沈锡纯 虎啸岩回溯 124×49cm 纸本设色 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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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笔墨山河中的精神图谱

沈锡纯的艺术交游，是20世纪中国社会艺术活动中的典型样本，映射出传统文人雅集模式在现代性转型中的嬗变与重构。与潘天寿的书信对话，超越了简单的技法切磋范畴，形成二人间艺术思想的碰撞与共振：潘氏“俯水昂山势绝群”的碑学雄浑与沈氏“墨池飞出北溟鱼”的帖学灵动，实为金石写意传统与水墨抒情体系在现代化语境中的辩证对话。

张善孖“气吞万里”的虎图腾塑造，延续了晚清碑学运动“尚力”的美学传统，其笔触中的方折顿挫实为救亡图存心理的视觉投射。沈氏画虎从学于张氏，又能脱张氏而出，其《英风浩气》《慈怀浩气》，通过圆转笔致与温暖色调，将儒家“仁”学理念注入现代族群想象，写出了虎性人情。老虎题材是沈锡纯一生喜爱的题材，成为其代表作。

沈锡纯 慈怀浩气 69×138cm 纸本设色 1989年

沈锡纯与沈耀初、沈汉桢共创“燕石画社”，以研究吴昌硕为宗旨。在融入金石笔法的基础上，沈耀初创作大写意泼墨花鸟画，沈汉桢创作《流民图》，以此表达对劳苦大众的关切之情。沈锡纯则使传统花鸟画升华为民族觉醒的视觉隐喻，用满腔热血挥写寒冽刺骨的民族之痛，以此呼唤团结一致，共御外敌。三者分别从形式语言与题材维度拓展了诏安画派的表达边界。

1979年福州画院创建时期，与潘主兰甲骨文笔法的研讨、郑乃珖重彩技法的互鉴，推动沈锡纯完成“书画同源”理论实践的升华——《武夷奇秀甲东西》中篆籀笔意的空间化运用，既是对吴昌硕金石笔法的致敬，更标志着其从地域性画派传人向文人画建构者的身份转型。这种贯穿始终的开放性对话，使沈锡纯的艺术实践成为观察20世纪中国画演进的一面颇具代表性的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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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心性：苦难淬炼出的笔墨风骨

沈锡纯的艺术实践彰显了传统文人画学精神在现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1969年，艺术家以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创作《大寨红花遍地开》《上山上山》，通过斜线式或直线式构图重构了劳动者形象，或以俯视视角，或以仰视视角将日常劳作场景升华为具有纪念碑性的崇高图式，完成了从“文人自娱”到“为劳动者造像”的功能转换，更重要的是在美学维度实现了庄子“技进乎道”的艺术理想，为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范本。

沈锡纯一以贯之地秉持“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文人品格，借绘画艺术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以《铁汉和尚》为例，该作品运用豪放的笔触，塑造出瞋目圆睁的僧人形象，以象征手法隐晦却坚定地表达对正义原则的不渝坚守。其“骨气”作为一种人格特质与艺术精神，在艺术实践与日常行止中得以充分呈现，得到了圆满的统一。这种“骨气”不仅体现在艺术中，也贯穿在其为人处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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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启之功：诏安画派的现代性转译

从艺术本体论角度审视，沈锡纯艺术创作有以下三方面价值：一、在地域性与普适性张力中建立新型审美价值，将闽南地域文化基因升华为中华民族艺术话语；二、通过工笔与意笔技法的有序整合，形成了具有转型特征的现代笔墨语言；三、在图像学层面构建起连接文人画诗性传统与现代人文关怀的视觉叙事。这种“守正出新”的创作路径，既印证了诏安画派“古法新机”的演进逻辑，又以“活态传承”方式实现了传统画派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范式转换，因而使其作品兼具艺术本体研究价值与美术社会史文献意义。

从艺术社会学视角审视，沈锡纯的创作实践形成了一套既具个性化又有普适性的传承谱系：在微观层面重构了师承关系的知识传递模式，构建了“传统－现代”双向互动的价值系统；在宏观层面则参与了民族艺术话语现代性的地域化建构，使诏安画派从地域性风格集群发展为具有范式意义的艺术体系，其动态造型语言与人文关怀的符号表征，对当代中国画的创作生态依然有着积极的影响与价值。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美术家协会主席）

《中华书画家》杂志2025年第10期